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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镇的黎明，被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洗刷得格外清新。

县电视台，会议室。

烟雾缭绕，气氛压抑。

方记者站在台长办公桌前，手中的策划案因为紧张而捏出了汗渍。她已经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十五分钟，将陆远的“西瓜节”构想，用自己最富感染力的语言，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然而，坐在大班椅上的台长钱卫国，一个年近五十、头发微秃的男人，自始至终都只是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小方，你的新闻敏感度，我是肯定的。”钱卫国终于开口，声音不咸不淡，“这个选题，有噱头，有泪点，做得好，确实能出彩。”

方记者心中一喜，刚想说点什么，却被钱卫国接下来的话浇了一盆冷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本和风险？”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吹了吹热气，“联合主办？听着好听。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台里出人、出设备、出资源，去给他们青阳镇的烂摊子吆喝。”

“台长，这不是烂摊子，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钱卫国打断她，“这是一个没有预算、没有场地、没有预案的‘三无’活动！路都不通，人怎么去？万一现场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到时候板子打下来，是我们电视台宣传不当，还是他陆镇长组织不力？小方，你是老记者了，这种事，可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干的。”

他抿了口茶，慢悠悠地补充道：“当然，也不是不能办。你跟青阳镇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出三十万的宣传经费和活动赞助。钱到位了，我们不仅派人去，还给他在黄金时段打广告，保证办得风风光光。”

三十万！

方记者倒吸一口凉气。她太清楚青阳镇的财政状况了，别说三十万，现在能拿出三万块都得周镇长签字画押。这跟直接拒绝没有任何区别。

“台长，青阳镇是真的困难，这笔钱他们……”

“困难，谁不困难？”钱卫国把杯子重重往桌上一放，“我们台里今年广告收入下滑了多少？新媒体冲击有多大？我也是要养着这一百多号人的！没钱，就别搞什么花里胡哨的节，老老实实写篇内参，呼吁一下，尽到我们的义务，就行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方记者知道，再争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她满心的热情和激动，此刻像是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干瘪下去。

她垂头丧气地走出台长办公室，掏出手机，拨通了陆远的电话，语气充满了歉意和无奈：“陆镇长，对不起……我们台长他……他不同意。”

她将钱卫国的原话，特别是那“三十万”的条件，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远。

电话那头，陆远正在王家铺村的临时指挥部——村委会大院里，和王晨光一起研究着那二十万张刚刚从县城加急印出来的二维码贴纸。

听完方记者的转述，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意外或沮丧，反而轻笑了一声。

“方记者，别急，也别失望。”他的声音依旧平静，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你们钱台长的顾虑，我完全理解。说实话，如果我是他，我可能连三十万的口子都不会开。”

“啊？”方记者一愣，没搞懂陆远的思路。

“你把电话给钱台长，我想亲自跟他说几句，可以吗？”

“这……好吧，我试试。”

方记者硬着头皮，再次敲开了台长办公室的门。

“台长，青阳镇的陆镇长，想跟您通个电话。”

钱卫国眉头一皱，心里有些不悦。这是不见到黄河不死心？还想跟我讨价还价？他本想直接拒绝，但转念一想，对方毕竟是副镇长，面子还是要给的。

“拿来吧。”他有些不耐烦地接过电话，开了免提，往桌上一扔，身体靠在椅背上，摆出一副“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花来”的架势。

“钱台长您好，我是青阳镇的陆远。”陆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不卑不亢，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尊重。

“陆镇长，你好。”钱卫国的语气很官方，“小方都跟你说了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

“我明白，钱台长。”陆远没有纠缠于钱的问题，反而话锋一转，“我冒昧地问一句，咱们县电视台，今年的日子，是不是也不太好过？”

钱卫国眼皮一跳，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住了。

这话问得太直接，也太扎心了。

“新媒体的冲击，短视频的崛起，观众的注意力被无限分割。大家宁愿在手机上看一些粗制滥造的段子，也不愿意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精心制作的新闻。我们辛辛苦苦跑出来的深度报道，点击量还不如一个网红跳舞。钱台长，我说的对不对？”

陆远没有等他回答，继续说道：“更关键的是，我们作为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正在被稀释。老百姓觉得我们离他们太远，太‘官方’，不接地气。我们急需一个事件，一个能让我们重新回到舆论中心，重新连接起政府与民众的事件。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篇报道，而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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