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彰化乡间的小路上颠簸了近四十分钟，最后停在一片废弃的糖厂外。铁锈色的厂房在午后阳光下沉默矗立，爬山虎几乎吞没了整面西墙，破碎的玻璃窗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张爱嘉先下车，她今天换了双帆布鞋，踩在碎石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就是这里了。”她回头对叶飞说，手指向厂房侧面一处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入口，“侯导说这场戏必须在日落前拍完，所以整个组已经熬了三天。”

叶飞跟着她走进厂房。刚跨过门槛，一股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潮湿的霉味、灰尘味、还有隐约的咖啡和香烟的味道。眼睛需要几秒钟适应昏暗，然后片场的轮廓才逐渐清晰。

空间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挑高近十米的厂房内部，原本的制糖设备早已拆除，只留下几根锈迹斑斑的钢梁横贯头顶。地面是坑洼不平的水泥地，角落里堆着不知年代的麻袋，灰尘在从破窗射入的光柱中缓缓飞舞。

而在这片废墟中央，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被搭建起来。

二十几个人在忙碌。有人在布设轨道，有人在调整灯光，有人扛着反光板跑来跑去——那是一块老旧的泡沫板，边缘已经开裂，银色的反光膜剥落了好几处，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监视器和各种设备堆在一张折叠桌上，电线像藤蔓一样在地上蜿蜒。

侯效贤就站在监视器后面。

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导演马甲，上面沾满了泥点、灰尘和不知名的污渍。马甲的口袋鼓鼓囊囊，塞着分镜稿、测光表、半包香烟。他没有戴帽子，花白的头发乱糟糟地翘着，眼镜滑到了鼻尖，但他似乎没意识到，只是死死盯着监视器屏幕，身体前倾，手撑在桌沿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停！”他忽然大喊，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

全场瞬间静止。扛着反光板的场务僵在原地，轨道车上的摄影师保持着弯腰的姿势，灯光师的手悬在调光器上。

侯效贤直起身，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眼睛。这个动作让他马甲肩部的一道裂缝又撕开了一点。他重新戴上眼镜，朝片场中央走去——那里布置了一个简陋的“家”：一张破旧的木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贴着泛黄的海报。

“阿文，”侯导对站在床边的一个年轻演员说，“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影子落在墙上的位置不对。”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要的是影子从门框斜着切进来，把你的脸分成两半——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里。你明白吗？那种感觉，就像你的生活。”

年轻演员点点头，额头上满是汗珠。

“再来一遍。”侯导说，然后转向灯光师，“老吴，把那个一千二再往左偏十五度。不是灯头转，是整个灯架移动。我要光线从那个破窗户进来的时候，刚好擦过他的左肩。”

灯光师应了一声，开始调整。那盏灯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灯罩上有一块明显的凹陷。

就在这时，侯效贤终于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叶飞和张爱嘉。他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绽开笑容，那笑容让他的疲惫感瞬间消散了几分。

“叶少！爱嘉！”他大步走过来，马甲的下摆随着步伐摆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这……乱糟糟的。”

“就是不想打扰你们工作。”张爱嘉微笑着说，“叶飞说想看看真正的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

侯导握住叶飞的手。他的手掌粗糙有力，指甲缝里还有泥。“欢迎欢迎，不过如你所见，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好莱坞的大制作场面。”他自嘲地笑了笑，指了指周围，“穷，但是自由。”

叶飞环顾四周：“这种空间感很难得。在香港，想找这么大的废弃厂房都难。”

“是啊，所以才选这里。”侯导的眼睛亮了起来，“你看出我想拍什么了吗？”

叶飞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监视器旁，屏幕上还定格着刚才的镜头画面：年轻演员站在门口，逆光，轮廓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光晕，身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你想拍……困兽犹斗。”叶飞缓缓说，“不是物理空间的困，是精神上的。这个厂房这么大，这么空，但角色却觉得自己被关在一个盒子里。”

侯效贤盯着叶飞，看了好几秒。然后他重重地拍了拍叶飞的肩膀，力道大得让叶飞晃了晃。

“对！就是这个！”侯导的声音里带着兴奋，“这个角色是从台北逃回老家的年轻人，他觉得城市困住了他，但回来发现乡下同样困住了他。这个厂房——你看这些生锈的钢梁，这些破窗户——就是他内心的样子。外表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哪里都去不了。”

他说着，拉起叶飞就往片场里走：“你来看看这个镜头的设计。我想用一个长镜头，从阿文进门开始，跟着他在这个空间里走一圈。他要在这里寻找什么，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侯导把叶飞带到刚才布置的“家”的区域。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分镜稿，摊开在破木桌上。稿子是用铅笔画的，线条潦草，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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