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腊月初一。

清晨的霜很重，沈家沟的土路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咔咔作响。沈家人沉默地走在通往大伯沈建业家的路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甸甸的。

沈建国走在最前面，这个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的老实人，腰杆挺得比往常直了些，但攥着旱烟袋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李秀兰跟在丈夫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六个鸡蛋，是沈知秋坚持让带上的“礼”。

“既然是去吃饭，总要带点东西。”昨晚沈知秋这样说时，眼睛里有种李秀兰看不懂的光，“礼数要周到，道理才站得住。”

沈卫国、沈建军一左一右跟着父母。沈卫国眉头紧锁，这个憨厚的汉子显然不擅长这种场面。沈建军则不同，他眼里闪着光，昨晚沈知秋跟他交代的那些“打听来的消息”，此刻正在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沈知秋走在最后，步伐平稳。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她自己知道，胸腔里那颗心，正以某种冷静而坚定的节奏跳动着。

前世的这一天，她在做什么？哦，对了，她在赵志刚家，讨好那个未来会成为她婆婆的刻薄女人，为了一点“推荐工农兵大学”的渺茫希望，低声下气地给人倒洗脚水。

而她的家人，正在家里啃着掺了糠的窝窝头，算计着怎么把开春的种子钱省出来。

两世的画面在脑中重叠，沈知秋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刺进肺里，让她更加清醒。

大伯家到了。

三间崭新的青砖瓦房，在这片土坯房为主的村子里格外扎眼。院墙是用碎砖砌的，刷了白灰，墙上还用红漆写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字迹已经有些斑驳了。

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唱着样板戏。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家连电灯都没有的村子里，能有收音机，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

沈建国在门口顿了顿，伸手推门。

“哎哟！建国来啦！”大伯娘王翠花的声音比人先到。她系着围裙从灶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脸上堆着笑，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在沈家人身上扫了一圈，“快进来快进来！这大冷天的——哟，秀兰还带东西了？都是自家人，客气啥！”

她的目光在那小布包上停了停，估摸着里面的东西，笑容更盛了些。

沈建业从堂屋出来，披着件半新的军大衣——不知从哪弄来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他比沈建国大五岁，却显得年轻不少，脸上没什么皱纹，一双眼睛眯着，总像是在笑。

“建国来了。”他点点头，语气不冷不热，“听说几个孩子都考得不错？坐吧。”

堂屋里已经摆好了桌子，四条长凳。桌上放着几个粗瓷碗，一壶热水，还有一小碟炒南瓜子——南瓜子是自家产的，但在这个季节还能拿出来待客，也算体面。

沈家人依次坐下。铁蛋和小花被留在了家里，由王桂芬照看着——沈知秋坚持的。“有些场面，孩子不该看。”

寒暄了几句收成、天气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

王翠花端上来一盆玉米面糊糊，一簸箕杂面窝窝头，还有一小碗咸菜。这顿饭比沈家日常吃的要好，但明显不是“待客”的标准——至少，不是待“有喜事”的亲戚的标准。

沈建军盯着那盆糊糊，忽然笑了：“大伯娘，听说您家上个月杀了年猪？咋没见肉呢？”

王翠花脸色一僵，随即笑道：“你这孩子！那猪才多大点？卖了换钱准备给你国富哥说媳妇呢！咱自家人，吃点清淡的好，养生！”

沈国富，大伯家的独子，今年二十二岁，在公社的农机站当临时工。此刻他正翘着二郎腿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打火机——金属的，上面还有颗红色五角星，一看就是稀罕物。

“建军说得对。”沈国富吊儿郎当地开口，“爹，娘，二叔家可是出了四个大学生——虽然还不知道考没考上呢，但这顿饭也太寒酸了。要不，我去割点肉？”

他故意把“考没考上”说得很重，眼睛瞟向沈知秋。

沈知秋端起碗，慢慢喝了一口糊糊，然后放下碗，看向沈建业：“大伯，今天我们来，一是感谢这些年您对我们家的照顾，二是有些事，想跟您商量。”

她的声音很平静，却让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沈建业眯着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啥事？说吧。自家人，能帮的肯定帮。”

“是关于河滩那块地。”沈知秋开门见山。

王翠花手里的筷子“啪”一声掉在桌上。

沈建业的脸色沉了下来：“河滩地？啥河滩地？”

“一九六二年分的，靠河滩那一亩二分自留地。”沈知秋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按照政策，那地该是我们家的。这些年来，是大伯您‘帮着’种，我们很感激。但现在我们家几个孩子都要上学，开销大，我们想把地收回来，自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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