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深港文创产业园工地

秋日的阳光洒在刚刚夯实的工地上，沈知秋戴着白色安全帽，与工程师讨论着图纸。产业园已经完成地基工程，三栋主体建筑正在同步施工。远处，香港方向的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沈总，主楼的设计按照您的要求，保留了岭南骑楼元素，同时融入现代玻璃幕墙。”工程师指着图纸说，“预计明年三月封顶。”

沈知秋点头，正要说话，林薇薇快步走来，神色略显紧张。

“知秋，市委办公室来电，让你立即去一趟。”

“什么事？”

“没具体说，只说有重要客人要见你。”林薇薇压低声音，“听语气，来头不小。”

沈知秋心中一动。这段时间，转型基金和文创产业园的工作已经引起多方关注，但能让市委如此重视的客人……

两小时后，深圳市委小会议室。

沈知秋推门而入，里面坐着四个人。除了她熟悉的副市长李国华，还有三位陌生面孔。

居中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梳着整齐的背头，穿着藏青色中山装，坐姿笔挺。他左侧是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男子，拿着笔记本；右侧是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干部，气质干练。

“沈知秋同志，请坐。”李副市长起身介绍，“这位是北京来的秦振华同志。”

沈知秋心中一震。秦振华——这个名字她前世有所耳闻，国家体改委的重要人物，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多项重大经济政策制定。

“秦主任，您好。”她保持平静，在对面坐下。

秦振华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她，没有寒暄，直接开口：“沈知秋同志，我们在北京看到关于‘香港社会资本转型与深港融合’的内参报告，其中提到了你主导的转型基金和文创产业园。”

他从公文包取出两份文件，推到沈知秋面前。

第一份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转型基金的运作模式、资金流向、参与社团情况，以及已取得的成效。第二份是统战部的分析报告，评价这一尝试“为香港平稳过渡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沈知秋快速翻阅。报告内容详实客观，连她与龙叔在茶楼的对话细节都有记录——显然，有“自己人”在密切关注这一切。

“报告内容属实吗？”秦振华问。

“基本属实，但有些细节需要补充。”沈知秋坦然回应，“转型基金目前管理资金1.8亿港币，涉及七家社团的三十余个项目。除了已见报的唐楼改造、茶楼升级，还有码头货运公司转型、娱乐场所规范化改造等。”

“参与者的真实意愿如何？”那位女干部开口，“是迫于形势暂时妥协，还是真心想转型？”

“两者都有。”沈知秋实话实说，“像龙叔这样年纪大的，更多是看到了时代变化，想给后代留条正路。年轻的如龙家辉，则是有专业知识，希望用合法方式重振家族事业。但也有人只是跟风，比如……”

她停顿了一下：“号码帮的丧彪，虽然表面上加入转型基金，但在背地里仍然从事非法勾当。廉政公署的调查，就是他举报的。”

秦振华微微点头，对沈知秋的坦诚似乎满意。

“说说你的动机。”他突然转变话题，“根据我们了解，你的秋实集团主业在电子、零售和教育，去年营收超过五千万，利润丰厚。为什么要涉足香港这个高风险领域？”

会议室安静下来。

沈知秋知道，这个问题关乎她能否获得信任。

她抬起头，目光清澈：“秦主任，我出生在1975年的皖北农村，经历过一家人分一碗粥的日子。后来考上北大，改革开放后创业，每一步都受益于国家发展。”

“我去香港，最初只是为了拓展电影业务。但接触那些江湖人后，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质上也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教育机会，没有上升通道，只能在灰色地带谋生。”

“现在香港要回归，国家要实现平稳过渡。如果这些势力不能顺利转型，就会成为不稳定因素。而我，恰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有一定能力做这件事。”

她停顿，语气坚定：“这既是为国家分忧，也是为我的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对深港合作至关重要。”

秦振华沉默片刻，与身边两人交换了眼神。

“你刚才提到，有些参与者并非真心转型。”他说，“如何处理这部分人？”

“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沈知秋早有思考，“真心转型的，给予政策支持，引导他们进入合法行业。假意应付的，用法律和市场手段限制其发展空间。顽固不化的……”

她看向秦振华：“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比如丧彪，他的走私线路涉及内地，如果海关、公安能同步打击，他在香港也会失去根基。”

“你想让我们配合你？”女干部敏锐地问。

“不是配合我，是配合法律和市场规律。”沈知秋纠正道，“我只是一个桥梁，连接香港转型需求与内地发展机遇。真正的推动力量，应该是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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