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会议的举办地选在苍山脚下的一座白族风格庄园。苏晚抵达时是周二下午，秋日的阳光斜斜穿过庭院里的老桂花树，碎金般洒在青石板地上。她刚放下行李，就看见法国学者皮埃尔从二楼房间探出头来，用法语夹杂着英语兴奋地喊：“苏！快来看我们找到的东西！”

会议室已经布置成东西方风格交融的样子：中间是长条实木桌，白族扎染的桌旗上摆着青花瓷茶杯和玻璃水杯。墙上挂着费明理不同时期的照片，从伦敦少年到云南老人，时间跨度三十年。

皮埃尔带来的资料摊满了会议桌一角。这位六十多岁的法国汉学家一头银发，戴着小圆眼镜，说话时手势丰富：“我们在河内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费明理1902-1903年的完整日记——那时候他刚从英国来，在印度支那待了一年学习语言和文化准备。最惊人的是这部分——”

他指着一页扫描件。日记上是费明理稚嫩但工整的法语：“1902年11月7日，西贡。今天见到了保罗·杜美先生，他向我展示了他在柬埔寨收集的吴哥窟浮雕。我问他如何获得这些珍宝，他笑着说：‘在东方，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金钱，没有什么得不到的。’这话让我不安。我来这里是为了理解文化，不是为了占有。”

“保罗·杜美是当时的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陆景行在一旁解释，“也是着名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很多藏品后来进了吉美博物馆。”

苏晚继续看。费明理的笔迹透露出年轻学者的困惑：“杜美先生建议我也开始收藏，说‘这是保存即将消失的文明的最好方式’。但我怀疑，我们的‘保存’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毁灭？把活生生的文化从它的土壤中挖出，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它还能呼吸吗？”

皮埃尔兴奋地说：“看到没？23岁的费明理已经在思考文物保护的伦理问题！这比他后来在云南的记录早了整整三年！”

埃文此时也从伦敦连线加入了视频会议，屏幕上的他背后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书架：“我们这边也有新发现。费明理1907年回英国探亲时，曾在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讲座，讲稿保存完好。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在云南的这些年，我逐渐明白，真正的文化理解不是通过收集物品实现，而是通过建立连接——与人的连接，与土地的连接，与记忆的连接。物品只是媒介，不是目的。’”

陆景行记录着要点：“所以费明理的思想转变，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早、更渐进。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持续的反思和调整。”

会议在傍晚正式开幕。除了中英法三方核心团队，还有几位特邀学者：一位研究滇越铁路历史的越南教授，一位专攻英帝国史的牛津教授，还有两位云南本地学者。小小的会议室里，六种语言交织，同传设备嗡嗡作响。

苏晚作为中方牵头人做了开场发言，介绍了费明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和新发现。她特意提到阿旺的故事、大理铁盒、伦敦铜盒，以及这些发现如何拼凑出一个更复杂的图像。

“费明理不是一个静止的研究对象，”她最后说，“他的故事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殖民主义、文化交流、个人道德选择、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层面。我们的合作研究，就是要把这面镜子擦亮，让它照见更完整的历史真实。”

讨论环节，越南的陈教授第一个发言：“费明理在印度支那的日记，对我们理解法国殖民时期的文物流动很重要。但我也想提醒，在关注西方个体反思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殖民体系本身造成的伤害。费明理的困惑和反思是珍贵的，但终究是殖民者内部的自我质疑。”

这话尖锐但中肯。苏晚点头：“陈教授说得对。这正是我们研究的张力所在：既要看见个体的复杂性，又不能模糊结构性的不平等。我建议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专门设立一个子课题，探讨费明理同时代当地人的视角——比如阿旺的后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这个提议得到了赞同。埃文补充：“我们英国这边也可以做类似工作——研究费明理家族其他成员如何看待他在东方的事业，以及这段历史在家族记忆中的变迁。”

会议持续到晚上九点。结束时，庄园主人——一位白族文化传承人——准备了简单的晚餐：酸辣鱼、乳扇、凉拌树皮，还有自家酿的梅子酒。学者们在庭院里边吃边聊，气氛比会议室里轻松许多。

皮埃尔端着酒杯走到苏晚身边：“你的研究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二战前在越南做考古，也有类似的矛盾——热爱东方文化，又无法摆脱殖民者的身份。他晚年把很多笔记和照片捐给了越南的研究机构，说‘这些东西属于这片土地’。”

“后来呢？”苏晚问。

“越南战争时，那些资料大部分损毁了。但九十年代我去河内做研究，发现还有一小部分保存下来，当地学者还在用。”皮埃尔喝了口酒，“历史就是这样，断裂又延续，遗失又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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