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的三天假期，对于泽川区绝大多数干部而言，是卸下一年疲惫、享受家庭温馨的难得时光。

但对于裴文辉来说，这个假期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重量——它既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工作经历的终点，也是一段充满未知的新生活的起点。

放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喧嚣了一整天的区委大院逐渐归于沉寂。

同事们互道着“新年快乐”，脚步轻快地陆续离去。

裴文辉却没有立刻离开，他特意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待在江书记办公室的外间，这个他工作、生活了四百多个日夜的地方。

日光灯管发出均匀而略显清冷的光，将房间照得通明，也映照出空气中漂浮的细微尘埃，平添了几分人去楼空的寂寥感。

他需要利用这段绝对安静、无人打扰的时间，完成一次彻底的、不留痕迹的整理和交接准备。

这不仅是一项工作程序，更像是一场与过去的郑重告别。

他首先从自己那张靠窗的办公桌开始。

每一个抽屉都被他拉开，里面分门别类存放着厚薄不一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贴满标签的通讯录、各式各样的文具。

他像考古学家般，一件件仔细地翻阅、甄别、归类。

那些记录着随行调研心得、会议要点、领导讲话精神的个人笔记本，被他小心地摞在一起，准备带走；而那些涉及书记日程安排、重要批示流转、常委会纪要底稿等需要严格保密或必须完整移交的公文材料，则被他逐一清点、核对，用便签纸标注好内容和日期，再整整齐齐地放入专用的牛皮纸档案盒中，封口处贴上醒目的标签。

每拿起一份文件，指尖触碰纸张的质感，都仿佛触动了记忆的开关：紧急奔赴山火灾场那夜的紧张与烟尘味，马拉松式民主生活会上令人窒息的漫长与尖锐批评，深夜突查乡镇时刺骨的寒风与值班室慌乱的眼神，还有无数个伏案疾书、陪伴一盏孤灯到深夜的疲惫与坚持……

过往的片段如潮水般涌来，冲击着他的心绪。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保持冷静，继续手上的动作，接着，他转向靠墙的文件柜。

里面存放着历年政策汇编、内部参考、各部门报送的总结报告等参考资料，以及一些过往会议的备份材料。

他将这些物品一一取出，用微湿的抹布仔细擦拭掉表面的浮尘，再按照原有的分类和顺序，一丝不苟地重新摆放整齐，确保接手的人能够一目了然，快速上手。

他还特意打开了角落那个厚重的铁皮保险柜，再次核对了里面存放的机要文件清单，确认每一份文件都安然无恙，存放有序，清单与实物完全对应。

最后，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用清水擦拭了办公桌、茶几、窗台的每一个角落，清空了废纸篓，甚至用拖把将地面仔细拖了两遍。

他要让这个空间恢复到一种近乎“初始”的洁净状态，不留下任何个人化的痕迹。

这不仅仅是为了交接时的体面，更像是一种极具仪式感的告别，是对自己这段浓缩了太多成长与感悟的秘书生涯的尊重和总结。

当做完这一切，窗外早已夜幕低垂，城市的霓虹灯勾勒出远楼的轮廓。

裴文辉站在办公室中央，环顾这个熟悉得如同自己身体延伸的空间。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打印墨水的特殊气味、茶叶的淡淡清香，以及一种属于“工作”的、难以言喻的独特氛围。

他抬手，依次关掉了台灯、吊灯，室内瞬间被黑暗吞没，只有窗外远处路灯的光晕，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几道朦胧的条纹。

在转身关门，听到锁舌“咔哒”一声清脆地合拢时，一股强烈的、混合着怅惘、不舍甚至一丝解脱的复杂情感，猛地涌上心头，让他的鼻尖微微发酸。

这里，见证了他的青涩与成熟，他的敬畏与审视，他的忠诚与困惑。

几个月的风起云涌，如同快速倒带的胶片，在脑海中无声地闪过。

他用力抿了抿嘴唇，将这份汹涌的情感死死压住，挺直脊背，走向电梯间，身影消失在空旷楼道昏黄的灯光下。

从张庆峰主任跟他进行那次意味深长的谈话至今，这几天里，他再也没有获得与江文道书记单独见面的机会。

书记的日程似乎也刻意避开了可能与裴文辉产生私下交流的场合。

起初，裴文辉内心深处难免有一丝失落和隐隐的委屈，但很快，一种更为复杂的释然感取代了这些情绪。

他渐渐明白，也许，这种“不见”，才是当下最得体、也最符合某种潜在规则的处理方式。

见了面，又能说些什么呢？是程式化的感谢栽培，还是流露真情的不舍？抑或是，有可能触及那个彼此心知肚明却绝不能摆上台面的调离原因？无论哪种情景，都难免陷入尴尬，甚至可能破坏掉最后一点体面。

这种心照不宣的回避，这种依靠中间人传达和程序化交接的冷处理，或许正是这个体系内处理此类敏感人事变动的常态智慧，也是一种维持表面平静与各自尊严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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