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持续了三个月，排查了四十六名相关人员，最终锁定三名嫌疑人，但都因证据不足无法定案。

1998年1月，案件以“内部管理漏洞导致图纸遗失”结案，相关负责人受到行政处分。

看起来很普通。

但陈铭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排查人员名单”里，有严振国的名字——不是作为调查人员，而是作为“具备条件接触图纸的技术员”。

1997年，严振国二十一岁，是振华机械厂第三车间的技术员，同时借调在保卫科帮忙。

“他当时既是技术员，又是保卫科的人。”陈铭指着名单，“这种双重身份很少见。”

继续往下翻，是询问笔录。

陈铭的目光突然定格在其中一页——

那是1997年8月20日对严振国的询问记录。

询问人：保卫科长赵东山

被询人：技术员严振国（借调保卫科）

问：8月14日晚上22点到24点，你在哪里？

答：在厂区巡逻。我和张副科长一组，从19点巡逻到23点，然后回值班室写记录。

问：有谁可以证明？

答：张副科长可以证明。

问：你们巡逻期间，是否经过第三设计室？

答：经过两次，一次是20:30左右，一次是22:10左右。

当时设计室灯亮着，但门锁着，我们检查了门锁，正常。

问：有没有发现异常？

答：没有。

笔录很简短，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陈铭盯着那几行字，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亮子，”他说，“如果你要偷图纸，你会选择什么时间？”

陈亮想了想：“当然是没人的时候——深夜。”

“但如果那天晚上有巡逻呢？而且巡逻队会经过你要作案的地点两次？”

“那我会避开巡逻时间，或者……”陈亮突然明白了，“或许我就是巡逻队的一员。”

陈铭点头，手指点在笔录上：

“严振国说他和张副科长一起巡逻，从19点到23点。但你看这里——”

他翻到后面的排班表：

“8月14日的夜班巡逻安排，原本是张副科长和王干事一组。严振国的名字是后来用钢笔加进去的，笔迹和其他打印内容不同。”

“他临时加入了巡逻队？”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把自己安排进了巡逻队。”

陈铭的声音低沉：“这样一来，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巡逻’。而作为巡逻队员，他可以‘正常’地接近设计室，检查门锁，甚至……”

“甚至可以在巡逻间隙，利用对厂区监控死角的熟悉，完成盗窃。”陈亮接上：

“然后第二天，作为保卫科借调人员，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调查，引导方向。”

陈铭继续翻看卷宗。

在结案报告后面，还有几页附加材料——是一些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举报的内容大同小异：

指认严振国与厂里的外籍技术顾问“来往密切”但这些举报信都被用红笔批注「查无实据，不予采信」。

批注的笔迹……陈铭仔细辨认，是当时的保卫科长赵东山的字迹。

而赵东山在1999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太巧了。

陈铭放下这份卷宗，拿起另一份——1999年的「外籍工程师非法测绘案」。

这个案子的卷宗更厚。

1999年春天，振华机械厂引进了一批东德工程师，协助升级数控机床。

其中一名叫汉斯·穆勒的工程师，被发现在厂区周边进行非法测绘，绘制了厂区布局、警卫岗哨位置、甚至地下管网的详细图纸。

案件的处理结果很迅速：汉斯·穆勒被驱逐出境，厂方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卷宗里附有没收的测绘图纸复印件——确实详细得惊人。

但陈铭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图纸的绘制精度，远远超出一个机械工程师的能力范畴。

那更像是专业情报人员的手笔。

而负责“偶然发现”汉斯·穆勒异常行为并“果断上报”的，正是当时已经正式调入保卫科的严振国。

卷宗里有一份表彰决定：因在“反间谍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严振国被授予“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在次年调入市工业局保卫处。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关键跳板。

陈铭的手指在这些泛黄的纸张上滑过。

二十四年前，一个年轻的工厂技术员，通过两起“恰到好处”的案件，既清除了可能妨碍自己的人（赵东山），又赢得了政治资本，还可能与境外情报组织建立了更稳固的联系。

完美。

太完美了。

“但这些只是间接证据。”陈亮说，“就算能证明严振国当年有问题，也无法直接关联到现在的‘暴风计划’案。法律上讲，这是两回事。”

陈铭没有回答。

他还在翻看第二份卷宗，几乎是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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