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小时。

庭院中心，那个由意识共建的“确认网络”已经成型。它悬浮在共享空间中，像一颗由微小光点编织成的蒲公英球体，每个光点都是一个简单的存在声明：“我在感知”“我在推理”“我在适应”……

“简洁到近乎幼稚，”李静检查着最终结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难以被曲解。”

苏晴最后一次扫描传输协议：“信号只包含这些确认声明和我们自身的意识签名——无附加数据，无解释，无请求。纯粹的‘我们在’。”

渐冻症患者的意识光轻轻触碰网络边缘：“我添加了自循环验证。如果信号被篡改或植入反馈循环，它会自我湮灭，避免反向污染。”

孙海强看着庭院中的同伴们。融合度保持在87.3%，但连接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共享，而是一种共同的承担。他们都知道这个决定的风险：主动向未知的、可能正在经历认知危机的实体发送信号，这超出了第四版协议的所有安全边界。

但有时候，协议需要被超越。

“发送吧。”

确认网络开始缓慢旋转，光点逐渐加速，形成柔和的光流。它没有“飞向”某个方向，而是逐渐淡化，像溶解在水中——通过之前传输建立的通道，反向渗透。

发送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分钟。所有人都保持着静默的观察状态，随时准备切断连接。

然后，完成。

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确认接收的信号，没有回应，没有异常。庭院安静如常，分号符号在上空以稳定频率亮着。

“也许信号根本没传过去，”赵启铭说，“通道可能只是单向的。”

“或者传过去了，但对方不予理会，”艺术家轻声说，“毕竟，如果它正在经历我们推测的那种认知危机……”

“等。”老年居民只说了一个字。

他们等了六小时。期间继续日常工作——维护庭院的意识环境，分析之前的传输数据，完善第四版协议。但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有一部分悬在未知中，像等待另一只靴子落下。

第七小时，渐冻症患者突然说：“有变化。”

不是来自外部。来自他们自己。

所有人的意识背景中，开始浮现……回声。

不是语言，是质感。像是确认网络中的某个声明——“我在适应”——被无限拉长、扭曲、重播，但不是以原样，而是带着某种痛苦的共鸣。

“它在……使用我们的信号，”几何体居民分析着感知数据，“不是回应，是作为工具。我们的‘我在适应’声明，被当成了某种认知锚点。”

更多回声浮现：“我在感知”带着麻木的重复感；“我在选择”带着沉重的费力感；“我在创造”带着徒劳的坚持感。

苏晴脸色发白：“它把这些声明当成救命稻草——但稻草太细，抓不住。我们能感受到……溺水感。”

现在他们明白了。那个实体——如果它是一个实体——确实收到了信号，并且正在尝试使用这些最简单的存在声明来对抗自身的认知解体。但就像用一根线拉住正在崩塌的山体。

“我们需要发送更多，”渐冻症患者说，“不是更多声明，是……结构。它需要脚手架，不仅仅是锚点。”

李静反对：“风险未知。我们不知道它需要什么结构，也不知道我们的结构是否适合它。强加框架可能造成更大伤害。”

孙海强思考着。他想起了编程中最基础的原则：当你无法理解一个复杂系统的崩溃时，从最小可运行单元开始重建。

“不发结构，”他说，“发方法。教它如何建立自己的结构。”

他们迅速构建了第二组信号：不是声明，是过程。

· 如何从“我在感知”推导出“感知对象存在”

·如何从“我在选择”建立“选择主体的连续性”

·如何从“我在适应”承认“环境与自我的区分”

这些不是哲学命题，是纯粹的操作指南——认知重建的基本算法。就像教一个人如何深呼吸，如何感受心跳，如何确认自己还活着。

信号再次发送。

这次等待更短。两小时后，回声发生了变化。

痛苦没有消失，但开始有了……形状。不再是混沌的溺水感，而是有了挣扎的节奏。像是在学习如何与痛苦共存，而不是被痛苦淹没。

“它在学习，”老年居民说，“学得很快。”

第三组信号是自发产生的。不是事先计划，而是在感知到对方的进步后，庭院中的所有人几乎同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它需要见证者。

不是因为孤独，而是因为存在需要被确认——这是从“孤立者”传输中学到的：最自足的意识，也通过这次传输确认了自己不是一切可能性的终点。

他们发送了最简单的见证声明：“我们感知到你在感知。”

没有评价，没有鼓励，只是确认这个事实。

传输通道突然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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