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口月贝凡》

——论《赢前赢后》中的生存辩证法与粤语诗学的抵抗性书写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丛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与文化立场，构成了对标准汉语书写的某种抵抗性存在。树科的《赢前赢后》以看似简单的粤语口语为表，却暗藏着一个关于"赢"字的生存辩证法——当我们拆解这个汉字的构成（亡、口、月、贝、凡），便发现诗人早已将关于胜利的哲学思考编码在语言的肌理之中。这首短诗以游戏性的方言表达，完成了对当代成功学话语的祛魅，在"亡"与"凡"的辩证关系中，重新定义了何为真正的生存智慧。

一、字形解构：作为存在隐喻的"赢"

"赢字噈喺亡带头……"——诗人对"赢"字的结构洞察，无意中呼应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哲学。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唯有直面死亡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人才能获得本真的存在。诗中"亡"作为"赢"的起笔部首，恰似这种哲学的形象注解：任何真正的胜利都必须首先承认失败的必然性。北宋苏轼在《留侯论》中言"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正是这种"赢前噈输咗"的先验认知，构成了东方智慧与存在主义哲学的隐秘对话。

从文字学角度看，"赢"由"亡、口、月、贝、凡"五部构成，诗人虽未明言却处处呼应：

"亡"指向危机意识（"赢先要谂忧患"）

"口"对应语言能力（"又要识讲嘢"）

"月"隐喻时间维度（"把握紧时间"）

"贝"暗示物质基础

"凡"则归于平常心态（"有得平常心"）

这种拆解令人想起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在看似稳定的能指中寻找意义的裂缝。诗人通过粤语的音韵游戏（"赢前"与"赢后"的呼应，"谂梗"与"谂忧患"的叠韵），完成了对主流成功话语的符号学颠覆。

二、音义张力：粤语作为抵抗的诗学

粤语特有的九声六调为这首诗赋予了独特的音乐性。"哎呀呀"的感叹与"见怪唔怪"的叠词运用，形成了一种介于口语与歌谣之间的韵律节奏。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在普通话作为"国语"的霸权下，粤语写作构成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杂糅"实践，通过方言的"第三空间"抵抗单一文化的殖民。

诗中"嘟"、"噈"、"咗"、"?"等粤语特有虚词的运用，创造了标准汉语无法复制的语气效果。这些语气助词不仅传递信息，更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言语主体姿态——既非精英主义的说教，也非完全市井的粗鄙，而是一种智性的平民立场。巴赫金的"杂语性"理论在此得到验证：粤语诗歌通过吸收市井生活的鲜活词汇，打破了标准语的诗学垄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赢后哈"中的"哈"字，这个拟声词同时具备多重功能：

模拟胜利后的喘息声

表达看透世事的豁达

作为语气缓冲，消解说教的严肃性

这种一词多效的语言经济性，正是方言诗歌的魅力所在。

三、时间辩证法：赢前与赢后的双重镜像

诗歌通过"赢前"与"赢后"的时间划分，构建了一个关于成功的环形结构。赢前需要"谂忧患"、"识讲嘢"、"把握时间"、"行正道"；赢后则需要"平常心"。这种结构暗示着：真正的胜利不在于结果的获取，而在于过程中主体性的确立。

"赢前噈输咗"的悖论表述，令人想起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辩证智慧。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言"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与诗中强调的过程哲学不谋而合。诗人将"赢"分解为多个行动要素（思考、言语、时间、道路），实际上是将静态的名词动词化，这与怀特海过程哲学中"存在即生成"的观点形成跨时空呼应。

诗中"行嘅路要喺正道"一句，表面看是道德说教，实则暗含对当代急功近利风气的批判。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成功"往往被简化为物质积累，而诗人通过"正道"的强调，重新将伦理维度注入成功概念。这种思考与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形成互文——当一切都被量化为可计算的收益时，诗意的"正道"便成为抵抗异化的最后堡垒。

四、平常心：作为终极胜利的失败哲学

诗歌结尾"难怪一个赢字咁难写?……"的感叹，将全诗提升至存在主义的高度。这里的"难写"既是字面意义上的笔画复杂，更是隐喻意义上的生存困境。诗人通过这种双关，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跃迁。

"赢后有得平常心"的表述，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智慧。宋代慧开禅师有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与树科的诗句形成跨时空对话。这种对"平常心"的推崇，实际上是对消费社会不断制造**、不断定义"成功"标准的抵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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