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招兵整训工作前后持续了7天，包括遴选和编队，直到12月28日下午才结束。

不过这里毕竟是南京，城里城外十几万倭寇环伺，虽然双方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休战”状态，但万一鬼子突然抽风...

所以整训之类的工作是没法开展了，只能暂时编成3个新兵团，由特遣团和伤愈加入的2000老兵带着。

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是倭寇华北方面军开始向第五战区北面的黄河一线集结，以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为前锋，威逼济南。

第5师团并不满编，它下辖的第9旅团，即国琦支队在奉贤时被张延全歼。

为了加强第5师团，倭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独立第5混成旅团，和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加强给它。

除此之外，它还将骑兵第4旅团派去配合第5师团作战，保护其侧翼。

与此同时，以治病为由躲在上海的原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被倭寇大本营正式召回本土。

一同被召回的，还有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代理司令官朝香宫鸠彦，而新上任的畑俊六已经抵达上海。

畑俊六可不是孤身上任，它带来了两个新编师团——第102和107师团。

除了两个新编师团，它还给被打残的华中方面军各师团的带来了15万后备补充兵，分3批乘船抵达，首批5万。

畑俊六这个老鬼子是个“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东条英机很不对付。

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皇道派”一向主张全面侵华，而“统制派”则坚持速战速决的“蚕食论”，反对过度扩张。

如果光听这些派别的名称，很多人会误以为“统制派”会温和一些，事实上恰恰相反。

统制派主张的“蚕食论”，其实就是快速占领一块地盘，消化稳固之后再占领一块，战法上讲的是速战速决。

在抗战初期，“统制派”在倭寇大本营取得了主导地位，所以它们才会一再给侵华日军划“战争停止线”。

然而倭寇一向有着“下克上”的传统，它们的师团级和中下级指挥官都是狂热的皇道派，才不鸟高层的统制派。

畑俊六在取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职位后，不遗余力地推行它的“三光政策”，冈村宁次则是它的忠实拥趸。

此外，之前被打得大残的倭寇陆、海军航空兵，也正在得到快速补充。

看来倭寇大本营仍然孤注一掷，而随着畑俊六的到来，徐州会战已经无可避免，且迫在眉睫。

不过12月21日晚上，张延赶在“休战”前夕，带着血压突击队故技重施，将停靠在八卦洲的鬼子炮艇队给端了。

12月26日，之前撤到滁州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宣布解散，唐法智等人被召回武汉行营，具体任免待定。

12月2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来电，命张延于12月31日前撤出南京，带新编第19旅至淮南长丰县完成整编。

同日，武汉统帅部亦来电，命张延于1938年元月10号前，到行营述职。

除此之外，电令还宣布，原苏南支队各级指挥官及主要负责人员各加衔一级，原班转入新编第19旅。

原副支队长周胜元晋升中校，任副旅长；杨尚伟晋升上校，任副旅长兼参谋长；赵又杰晋升中校，任旅部参谋处长兼后勤主任。

曾仕信、裴虎、何定国、李明睿晋升陆军中校，任各团团长。

胡子豪、唐霄、罗福通、周太明等晋升少校，任各营营长或团附。

林桂芝升陆军中校，任旅部政训处长兼情报处主任；郑婉茹升陆军上尉，任旅部电讯处长。

江希妍调入新编第19旅，任政训处副处长兼宣传科长，军衔少校。

最后，武汉行营保留了原苏南支队番号，改隶第三战区直属，调钱汉佐任支队长，并以西山大队和太湖水上大队为基础，调入一个团重组苏南支队。

很多年以后张延才知道，钱汉佐和赵又杰一样，都是“四爷”那边的人。

...

从12月28日晚上开始，张延开始了撤离工作，他先将两个新兵团和3万家属撤到江北浦口。

在此之前，新编第19旅旅部——原苏南支队指挥部已经从当涂渡过长江，抵达浦口接应。

12月29日，再撤1个团和剩下的2万家属，不料中立区里得到消息的难民，很多人都请求一起撤离。

于是张延只好协调海军，再次从上游的安庆、芜湖、马鞍山等地调拨船只，将要求一起离开的8万多人送到江北。

至此，中立区里空了大半，反而让拉贝先生等人感到担忧起来。

他们跑来找到张延：“张将军，您一下子撤走10几万人，加上之前唐司令他们离开时撤走的20多万人，近40万人你们将如何安置？”

张延想了想，道：“感谢拉贝先生相询，您和中立区各委员会的成员，是我们华夏人民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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