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南海，日南郡以南三百里。

晨雾浓得化不开，像是整片海都煮成了米汤。南海舰队旗舰“伏波”号的舵楼上，都督陆瑁扶着湿漉漉的护栏，盯着前方十丈外就模糊一片的海面，右手按在剑柄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巳时三刻了，雾还没散。”他低声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随舰监军陈墨。这位将作监令裹着交州特产的蕉布披风，手里托着一枚黄铜制的“指南浮针”，针尖在盘面上微微颤动，指向却与昨日星象测算的航向差了整整十五度。

“磁偏角异常。”陈墨声音平静，但眉头紧锁，“这片海域底下，要么有大量磁石，要么……有什么别的东西干扰。”

陆瑁回头：“能确定航向吗？”

“靠浮针不能，靠星象也不能——”陈墨指向头顶白茫茫的天空，“但靠这个可以。”他从怀中取出一卷油布包裹的帛书，展开后是一幅手绘的海图，边缘处用朱砂标注着几行小字：“铜鼓屿，周回三里，礁环如齿。潮落时，东南有石洞出，内藏南越祭海铜鼓三面，鼓面朝北者为正。”

“王奎的家传海图？”陆瑁凑近看。

“对。他祖父四十年前漂流至此，因雾困三日，偶然发现石洞。”陈墨手指在海图上一点，“若图无误，我们现在应该就在铜鼓屿西北五里。但问题是……”

他顿了顿：“王奎说，那三面铜鼓，最大的一面高六尺，鼓面铸有‘南海之神’四字虫鸟篆。可南越国灭已三百年，什么人会在此祭祀？又为何要留下这么明显的标记？”

陆瑁没有回答。他想起临行前糜竺的叮嘱：“南海不是东海，那里的水更深，底下沉着的不只是暗礁。”

就在这时，雾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撞击——不是船撞礁，而是某种金属的共鸣，悠长、低沉、穿透浓雾，仿佛从海底深处传来。

咚——

全船寂静。水手们停下手中活计，侧耳倾听。

咚——咚——

两声，三声，节奏缓慢而规律，像巨人的心跳。

“是铜鼓！”了望斗上传来颤抖的呼喊，“雾里有鼓声！自己响的！”

陈墨猛地抬头：“不可能！铜鼓需人敲击——”

话音未落，前方雾气突然涌动。不是被风吹散，而是像被无形的手拨开一道裂缝。裂缝中，一座黑色岛屿的轮廓缓缓显现——不，不是岛屿，是礁盘。礁盘中央矗立着三根巨大的石柱，每根柱顶都架着一面青铜巨鼓。鼓面朝北，在雾气中泛着幽绿的光。

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三面鼓前，空无一人。

但鼓，自己在响。

时间倒回两个月前，交州番禺港的节堂。

九月的南海依旧闷热，堂内却因冰鉴散发的寒气而透着凉意。主位上坐着的不再是糜竺，而是新任的南海都督陆瑁——这位交州陆氏旁支出身的年轻将领，因在飓风后重建船厂、改良船型有功，被破格擢升。此刻他面前摊着两份诏书。

一份来自洛阳：“命南海舰队以交州番禺为基，组建探索船队，南下林邑（占婆）、扶南（柬埔寨），宣大汉威德，通商路，绘海图。限十一月前启航。”

另一份来自琅琊，是糜竺的亲笔密信：“南海多诡，南越遗孤未靖，林邑、扶南态度不明。此去非为征战，首重探明虚实。若遇险，保船保人，勿争一时意气。附《御风辑要·南海补遗》一卷，切切。”

陆瑁将密信递给堂下众人传阅。陈墨、王奎、以及刚从青州调来的老将韩当（注：历史上韩当为江东将领，此处为合理调动）分坐两侧。

“舰队现在什么状况？”陆瑁问。

陈墨展开船册：“南海舰队辖舰十八艘。其中南疆级改进型十二艘——这些船根据飓风教训做了全面加固：龙骨加装副撑，桅杆改为三段可放倒式，硬帆骨架采用铁竹混编，增设压浪舱。另配四灵舰四艘，补给船两艘。官兵两千，水手八百，另配通译六人、画工四人、医官三人。”

“林邑语、扶南语的通译可找到了？”

王奎接话：“找到了。日南郡有商贾常往林邑，雇了三个。扶南语难些，但有个从扶南逃难来的僧侣，懂梵语和简单汉话，可充通译。”

韩当这时开口，声音粗哑：“都督，末将有一问。我们这两千多人，十八艘船，说是探索，但若林邑、扶南不开港，甚至攻击我们，怎么办？打还是不打？”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堂内目光都看向陆瑁。

陆瑁沉默片刻，道：“陛下有旨：首重通商，次则探路，不得已方可动武。但——”他加重语气，“若对方先动手，准予还击。且还击需狠，一击便要打疼，让南海诸国知道，大汉的船不是来乞讨的。”

陈墨补充：“舰队携带了猛火油、连枢弩，但数量有限，只够三次中等规模海战。所以韩将军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若真打，必须速胜，不能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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