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福德。

清廷出洋肄业局监督吴子登，在1880年上任，作为一名典型的传统士人，他从未离开过“天朝”，直到奉命前来监督这群“留美幼童”。

起因是朝中争论不休，正监督陈兰彬和副监督容闳已势同水火，于是新任命他前往接替陈兰彬。

而他眼前所见，已经不是水土不服可以形容，简直是“经史错乱”。

他所接管的，是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他的前任陈兰彬，乃至留美幼童倡议者容闳，似乎都在纵容一场渎职与背叛。

他看到的是一群剪掉了辫子、或将辫子盘在头顶藏在西式礼帽下的叛逆。

看到的是一群穿着剪裁合体的法兰绒运动服、在草地上追逐皮球、高声用英语呼喊“Play Ball!”的野蛮人。

在哈特福德的“大清国驻美教育使团”总部，他更是被一张合影刺痛了，

那些少年，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等人，组成了名为“东方人”的棒球队，神态倨傲，与美国人无异。

他走进这群学生的课堂，听到的不是《圣谕广训》，而是拉丁文法和微积分。他发现这些本应“凭中国十三经、二十一史，以纯正其心志”的少年，如今对中文所知甚少，也无心学习。他们非但中文荒疏，甚至达到了厌弃儒学的地步。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们沾染西俗、离经叛道。他们与美国女同学过从甚密，在教堂里参加礼拜，甚至有人信奉耶稣。

容闳多次与他争辩，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认为这些都是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吸收西方科技文化的代价。

但他自己，孔孟之道的扞卫者，看到的只有“变且初服”——他们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外国人。

他必须行动。他要向北京的王爷和大臣们揭露这场骗局。

去年末，奏折抵达了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吴子登上奏，他认为，这项耗费巨资，甚至动用关税银两的计划，非但没有为大清培养出忠君爱国的栋梁，反而是在为外国增丁口之数。

“他们应被立即召回，并在回国后受到严格看管。”

北京的“顽固派”势力终于等到了他们需要的弹药。

朝廷内部的争论尘埃落定。

光绪七年，正式的谕旨下达：出洋肄业局，裁撤。所有学生，即刻归国。

这场历时十年、寄托了曾国藩、李鸿章无尽希望的教育之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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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港。

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阿拉斯加”拉响了汽笛，准备启程横渡太平洋，前往上海。

第一批返回的留美幼童站在甲板上，目送着他们生活了近十年的“第二故乡”缓缓消失在视线里。

詹天佑情绪难明。他刚刚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

尽管他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但内心早已在计划。

美国因铁路而强盛，他亲眼目睹了太平洋铁路的奇迹。

他想，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为大清国造出同样的铁路，甚至是更好的铁路。

在他身边，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邝景扬。

他学的是矿业和土木工程。

不远处，是唐绍仪和梁敦彦，黄开甲等等，情绪都很复杂。

一边是离开美国寄宿家庭的悲伤——那些新英格兰地区的家庭曾给予他们真挚的欢迎和关爱 ，另一边，是回归祖国、效力国家的兴奋与憧憬。

詹天佑的思绪回到了几个月前，当召回令抵达哈特福德时，他的洋父亲和他的教授四处奔走，甚至试图游说美国政府介入。

可惜，什么也改变不了，

他们的美国监护人、那些视他们如己出的美国家庭，在港口为他们哭泣送行。

《纽约时报》等多家报纸为他们的召回鸣不平，称之为“清政府的愚昧与倒退”。

但现在，那些声音都远了。

悲伤过后，也有振奋，他们坚信，祖国正张开双臂，等待他们这批优秀的毕业生，回去开创矿山、铁路、电报和新式海军。

航行是漫长而压抑的。

他们以为自己是凯旋的工程师。

他们不知道，在吴子登的报告抵达后，他们已经被重新定义为文化上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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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江，吴淞口。

邮轮鸣响了悠长的汽笛，缓缓靠向码头。

詹天佑、唐绍仪、黄开甲和其余的九十多名学生，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西装。

这些西装是他们在美国的最后时刻，旧金山华人总会找了唐人街最好的裁缝为他们定做的。他们仔细地打理着领结，擦亮了皮鞋。挤在栏杆边，兴奋地眺望着码头。

上海，这个他们中少部分人的故乡，这个大清国最繁华的口岸。

或许他们内心也在期待着。

他们期待着一场欢迎仪式。也许不是盛大的，但至少是体面的。

他们期望看到总理衙门的官员，或是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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