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诺蹲在戏台后台的木柜前，指尖划过柜门上斑驳的红漆时，忽然摸到一道凸起的木纹——不是自然生长的纹理，倒像是有人用刻刀浅浅凿过，凑到煤油灯底下看，竟是个模糊的“张”字，笔画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只在转角处还留着点当年的锐度。

“在看什么？”林晓抱着刚熨烫好的幔帐布料走过来，布料上绣好的缠枝莲在灯光下泛着柔光，金线的花蕊却被不知哪里蹭来的灰蒙了层暗。她把布料搭在绣绷上，顺着安诺的目光看向木柜：“这柜子是当年戏班放戏服的吧？我上次整理的时候，在最底下的抽屉里发现了点东西。”

安诺猛地回头：“什么东西？”

林晓弯腰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抽屉轨道早锈死了，她用了点力才拽出来，里面堆着些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个蒙着灰的油纸包。她把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几片撕碎的戏服残片，颜色是正红，边缘绣着金线缠枝纹，和幔帐上的莲花纹是同一个路数，只是金线已经氧化发黑，有的地方还粘着干涸的油彩，像是从舞台上直接扯下来的。

“这是张老板的戏服吧？”李爷爷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从镇上买回来的木料，“当年他唱《霸王别姬》，穿的就是件红戏服，上面绣着金线，亮得晃眼。有次唱到‘自刎’那出，他太入戏，不小心被道具剑划了道口子，戏服撕了个角，后来就没再见过那件衣服，原来在这里。”

江树凑过去，用指尖捏起一片残片，金线在他指腹下簌簌掉渣：“这金线看着不一般，像是真金捻的，当年戏班肯定花了不少钱做这件衣服。”他忽然“咦”了一声，指着残片边缘的一个小洞，“你们看，这里好像有东西。”

安诺拿过残片，对着灯光照了照，小洞里面塞着一小段金线，像是特意藏进去的。她用绣花针把金线挑出来，发现金线是空心的，里面裹着一张卷成细条的麻纸，纸已经脆得像风干的树叶，稍一用力就会碎成渣。

“小心点，别弄破了。”林晓递过一把镊子，安诺用镊子轻轻把麻纸展开，纸上只有一句话，用炭笔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戏班散了，琴你替我收好，等我回来。”落款是个“张”字，和木柜上的刻字笔迹一模一样。

“是张老板写的！”李爷爷激动地说，“他当年走得急，肯定是没时间跟周师傅告别，就把话藏在戏服里，想让周师傅知道他还会回来。”

安诺把麻纸放在煤油灯旁，不敢靠太近，怕热气把纸烤焦：“那他后来为什么没回来？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几个人都沉默了，后台里只剩下煤油灯芯“滋滋”的燃烧声，还有窗外风吹过戏台铜铃架的“呜呜”声——铜铃送去修了，空架子在风里晃，倒比有铃的时候更显寂寥。

“说不定他回来过，只是没找到周师傅。”江树忽然说，“周师傅埋了琴之后，就很少出门了，后来没过几年就走了，张老板回来找不到他，可能就又走了。”

安诺想起琴轴里的纸条，上面写着“七月初七，等你”，心里忽然一阵发酸。张老板和周师傅，一个在戏服里藏了承诺，一个在琴轴里藏了约定，却因为阴差阳错，到最后都没等到对方，只剩下这些藏在旧物里的字句，在时光里慢慢褪色。

“先把这些残片收好吧，等戏台修好了，我们把它们装裱起来，挂在后台，也算是对他们的纪念。”林晓把残片和麻纸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木盒里，又在上面铺了层软布，“对了，陈师傅说，她年轻时在戏台院子里种过一棵石榴树，后来戏台没人管，树就长得荒了，说不定树下埋着什么东西。”

“石榴树？”李爷爷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棵树，在戏台的西北角，后来长得太茂盛，树枝都快伸到戏台顶上了，村里怕树枝把瓦掀了，就把树砍了，树桩也挖了，不知道埋没埋东西。”

“不管有没有，我们去看看吧！”安诺站起身，把木盒放进旧木箱的暗格里，“说不定能找到点别的东西。”

几个人拿着工具来到戏台西北角，这里的地面比其他地方略高一些，像是被人翻耕过。江树用铲子挖了几下，土很松，挖了没一会儿，就碰到了一个硬东西，发出“哐当”一声响。

“有东西！”江树眼睛一亮，小心翼翼地把周围的土挖开，露出一个黑釉瓦罐，罐口用红布封着，红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一扯就碎了。

安诺把瓦罐抱出来，罐身很沉，晃了晃，里面传来纸张摩擦的声音。她打开罐口，里面装着一叠信笺，还有一个布包。信笺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娟秀，像是个女人写的，上面记录着戏班的日常：“今日张老板唱《贵妃醉酒》，台下掌声不断，周师傅的胡琴拉得比往常更亮了”“陈妹子绣的幔帐挂上去了，红底金线，和张老板的戏服真配”“听说村里要修水库，戏台可能要被拆，大家都很着急”……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初六，也就是张老板走的前一天，上面写着：“张老板要去南方了，周师傅不肯跟他走，说要守着戏台，守着这棵石榴树。我把他们的信都放在罐子里，埋在树下，希望以后有人能看到，知道望溪戏班曾经这么热闹过。”落款是“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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