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城内的权力暗流，并未能阻挡时间的脚步，亦未能延缓杨延昭巩固边防的决心。就在王超孜孜不倦地搜集“罪证”、林特志得意满地“掌控”火器工艺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的细微变化，正通过“锐眼司”和“听风”构建的无形网络，悄然汇聚到杨延昭的案头。

这些情报起初琐碎而分散：辽国南京幽州一带的部族征调似乎比往年更为频繁；云州（西京大同）方向的辽军有向东移动的迹象；甚至有边境榷场的商人隐约提及，上京临潢府似乎发生了一些动荡，关于皇太弟耶律隆庆战败责任的争论甚嚣尘上。

这些信息如同散落的珍珠，单独看去并无太多价值，但杨延昭凭借其超越时代的战略嗅觉和对辽国内部矛盾的深刻理解，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更大风暴来临的前兆。

“耶律隆庆新败，威望大损，其在辽国内部的政敌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杨延昭在仅有核心几人参与的秘密军议上分析道，“尤其是那位被剥夺了实权，返回上京‘荣养’的耶律休哥……他会甘心吗？”

杨延光眉头紧锁：“六郎的意思是，辽国可能内乱？”

“未必是内乱，但权力斗争必然加剧。”杨延昭手指敲打着桌面，“耶律隆庆为了稳固权位，洗刷败绩，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迅速发动一场新的、必胜的南侵，用战功堵住所有人的嘴；要么……他在国内的斗争中落败，由其他人，比如……重新得势的耶律休哥，来主导下一次南征。”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宋朝北疆而言，都意味着新的、更严峻的挑战。耶律隆庆急于雪耻，用兵可能更加疯狂不计后果；而若耶律休哥重掌兵权，以其老辣沉稳，下一次进攻必将更加难以对付。

“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杨延昭目光扫过杨延光、杨洪（焦赞、杨延嗣在外练兵未归），“‘锐眼司’要加大投入，不惜代价，搞清楚辽国上层斗争的详细情况，尤其是耶律休哥的动向！边关各军，哨探前出范围再扩大三十里，严密监视一切异常。”

“明白！”杨洪肃然领命。

“还有，”杨延昭沉吟道，“王超和林特这边……暂时不要让他们察觉到我们的这些动作。所有针对性的边防调整和情报搜集，都以常规备边的名义进行。”

他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过度“敏感”的备战行为，引来朝廷不必要的猜忌和干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杨延昭试图低调行事，但王超与林特却并未放松他们的“职责”。尤其是林特，在自以为掌握了火器“核心”工艺后，其心态愈发骄横。他开始不满于仅仅监管工坊，将手伸向了北疆各军的武备配置。

这一日，林特竟以“统筹北疆武备、避免靡费”为由，行文宣抚使司，要求核查各军，尤其是杨延昭直系部队的军械库存与损耗，并要求将日后“震天雷”的配发权，收归其工部监管的工坊统一调拨！

此文一到，宣抚使司内一片哗然。这分明是要掐住各军的命脉！军械库存乃是军事机密，岂能任由文官核查？而火器的配发权更是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

“欺人太甚！”就连一向沉稳的杨延光也动了怒，“他林特一个工部侍郎，有何权力过问军械库存？还要掌控火器配发？他懂打仗吗？”

杨延昭看着那份措辞强硬的行文，眼神冰冷。林特此举，已经超出了“监督”的范畴，是在**裸地挑战他的统兵权。若此事退让，日后王超、林特必将得寸进尺，他在北疆的权威将荡然无存，部队的战斗力也会受到严重制约。

“回复林侍郎，”杨延昭的声音不带丝毫温度，“军械库存乃军国机密，按制，唯有主帅及枢密院、兵部特使有权核查。火器配发，关乎战守机宜，需根据敌情、防务紧急程度，由宣抚使司统一调度，方能及时应对。工部职责在于监造、供应，而非调拨。此乃祖宗成法，不容紊乱。若林侍郎对此有疑，可上奏朝廷，请枢密院、兵部定夺。”

他的回复，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直接援引制度，将林特的要求顶了回去，并把皮球踢给了朝廷。

林特接到回复，气得脸色铁青，在行辕内大骂杨延昭“跋扈”、“目无朝廷”。但他也知，杨延昭所言在制度上并无大错，自己强行要求确实有些越权。他只得再次修书，向汴梁的王钦若添油加醋地汇报杨延昭“抗拒监管”、“把持军械”的行为。

几乎与此同时，王超那边也有了“收获”。他安插的一名参军，不知从何处打探到，杨延昭麾下的“星火营”似乎在进行某种极其隐秘的训练，其驻地戒备森严，外人根本无法靠近。王超如获至宝，立刻将此作为杨延昭“蓄养私兵”、“图谋不轨”的重要疑点，密奏朝廷。

风起于青萍之末。定州城内，杨延昭与王、林二人的矛盾，因为火器配发权和“星火营”的隐秘性，开始从暗流转向明面的碰撞。而北方草原上，真正的风暴，也正在加速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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