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旨意和汴梁朝堂的风声，如同初春的寒流，迅速席卷了整个北疆。尽管杨延昭已严令麾下谨言慎行，但一种无形的压抑感，还是不可避免地弥漫开来。尤其是对那些直肠子的军中悍将而言，这种来自背后的猜忌，比面对辽军的铁骑更让人憋闷。

宣抚使司的文书房灯火彻夜通明，书记官和幕僚们按照杨延昭的要求，一丝不苟地整理着需要上奏的各类文书、账册。过程繁琐而细致，力求每一个数字、每一桩案例都有据可查，无懈可击。

杨延昭本人则亲自起草那份“具折陈奏”的奏章。他避开了任何可能带有情绪化的言辞，以极其平实、客观的语气，详细阐述了莫州战后对有功士卒进行赏赐的军律依据、具体执行过程以及物资来源，并列出了所有涉及人员的名单和赏格。对于州县官员的“先行署理”，他也逐一说明了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如原官战死、临阵脱逃或急需能吏稳定地方等），并附上了所有事后向吏部报备的文牍编号和日期。

这份奏章，更像是一份严谨的工作报告，通篇看不到丝毫委屈或自辩，只有冷静的事实和清晰的流程。写完最后一个字，用上宣抚大使的大印，杨延昭轻轻吁了口气。他知道，这份奏章抵达汴梁，在王钦若等人眼中，或许会被视为一种隐忍的示威，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这是唯一正确的应对方式——用绝对的坦荡和服从，来应对猜忌。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杨延昭全力应对朝廷审查之时，北疆内部，一些潜藏的矛盾和外部渗透的暗流，也开始借机涌动。

事件一：淤口寨风波

淤口寨是雄州以北的一个重要军寨，寨主王贵是杨延昭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作战勇猛，但性格粗豪，有时行事不免鲁莽。不久前，一伙大约百人的辽军散兵游勇流窜至淤口寨附近，被王贵率军击溃，俘获了数十人，并缴获了一批皮货、牲畜。

按北疆不成文的惯例，这类小规模战斗的缴获，部分会当场赏赐给参战士卒以激励士气，部分则充作军资。王贵此次也不例外，将部分皮货和牲畜分给了手下。不料，此事却被寨中一名不得志的文书官记下，并添油加醋，通过某种隐秘渠道，直接捅到了汴梁的御史台。

指控变成了：“淤口寨寨主王贵，纵兵抢掠归附宋境的蕃部，杀良冒功，破坏朝廷羁縻之策。”

这顶帽子扣得极大，直接将打击辽军散兵的行为，扭曲成了侵害已归附大宋的边境蕃部，不仅涉及军纪，更牵扯到敏感的民族政策。

消息传回定州，杨延昭震怒。他立刻下令拘传王贵至定州受审，并派出以执法严苛着称的幕僚携亲卫前往淤口寨彻查。

校场点兵台上，临时设了公案。杨延昭面色铁青地坐在主位，两旁是宣抚司的司法参军、录事参军等官员。王贵被除去甲胄，五花大绑地跪在台下，满脸不服与冤屈。

“王贵！你可知罪？”杨延昭的声音冷得像冰。

“太尉！末将冤枉！”王贵梗着脖子喊道，“末将所击，确是辽狗散兵！他们驱赶的牛羊，上面还有辽军烙印！寨中上下皆可作证！那姓刘的文书官，只因前次考核末将给了他一个‘中下’，便怀恨在心，污蔑构陷！”

“证据呢？”杨延昭厉声打断他，“你说他们是辽军散兵，除了烙印，可有其他凭证？那些被你们‘缴获’的蕃民，现在何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王贵一时语塞。战斗混乱，谁还去仔细分辨那些被辽兵裹挟的牧民具体身份？缴获的物资分了，俘虏的辽兵也按律处置了，哪里还找得到所谓的“蕃民”来对质？

这时，派去核查的幕僚返回，呈上调查结果：经仔细查证，被王贵部攻击的队伍中，确实混有少量被辽军掳掠的边境蕃民，并在交战中有伤亡。缴获的物资中，也确有部分属于这些蕃民。王贵处置失当，未能有效甄别，且战后分配战利品程序粗糙，授人以柄。而那名文书官的指控，虽有夸大，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案情基本清晰。王贵有错，但罪不至“杀良冒功”，更多是失察和程序不当。然而，此事已被捅到御前，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杨延昭看着台下犹自愤愤不平的王贵，心中五味杂陈。王贵是他的旧部，作战勇猛，也立过不少功劳。但如今，他必须做出抉择。

“王贵御下不严，处置失当，以致引发物议，损及军誉……”杨延昭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着，革去淤口寨寨主一职，杖八十，军前效力，以观后效。其麾下相关将佐，依律惩处。所有被误伤蕃民家属，由宣抚使司拨付钱粮，加倍抚恤！”

这个处罚，不可谓不重。革职、杖责，几乎断送了王贵的前程。

“太尉！”王贵猛地抬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悲愤。

“拖下去，行刑！”杨延昭闭上眼，挥了挥手，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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