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鱼肚白，村里的公鸡才刚开始打鸣，陈立青就起了床。

他几乎一夜未眠，在黑暗中，将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都在脑海里反复推演了无数遍，确保万无一失。

他没惊动还在熟睡的父亲，只是在院子里的水缸里舀了一瓢冰凉的井水，胡乱地洗了把脸。

刺骨的凉意让他瞬间清醒，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计划。

母亲王秀兰起得更早，正蹲在厨房门口，借着微弱的天光，用仅剩的一点棒子面熬着稀粥。

锅里飘出的热气，是这个贫困家庭里唯一的暖意。

听到堂屋的动静，她回头看了一眼儿子，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愁绪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

“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陈立青走到母亲身边，压低了声音，以免吵醒隔壁房间里好不容易才睡着的父亲。

“啥事？”王秀兰用围裙擦了擦手，声音沙哑。

“我小时候听我外公提过一个偏方，说是用活鲫鱼混着绿豆捣烂了外敷，对那种喘不上气的毛病有奇效，能清肺顺气。我想去镇上试试，看能不能先给我爸缓解一下。”陈立青半真半假地说道。

这个说法，是他昨晚深思熟虑后想出的最好借口。

一个急于为父亲治病的孝子形象，远比一个夸夸其谈要干大事的毛头小子，更能让母亲信服。

而且，这个所谓的“偏方”听起来也合情合理，符合那个年代人们的认知。

他不能直接说要去救厂长的儿子，那太惊世骇俗，只会被当成疯子。

他必须用一个善意的谎言，来撬动这第一步。

果然，王秀兰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那光亮很快又黯淡下去，她叹了口气：“方子是好……可咱家哪还有钱买鱼啊……”

“妈，我知道钱都给爸看腿……看病花了。”陈立青的语气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孝心和决断，“您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给我，不管多少，我去试试。爸的病不能再拖了，多咳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做吧？”

这番话，如同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王秀兰心中那道被绝望封锁的闸门。

是啊，再穷再难，也不能放弃希望。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也要去试。

她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想起了他昨天倒掉草药时的果决。

这个一向内向、甚至有些懦弱的儿子，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成了能扛事的人。

这种变化让她感到陌生，却又莫名地感到踏实。

她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转身回到里屋，从枕头底下那个缝了又缝、洗得发白的布包里，倒出了所有的家当。

一沓被汗水浸得发软的毛票，几枚磨得看不清图案的硬币，被一张旧手帕仔细地包着。

“这里是三块两毛七，是咱家……最后的钱了。”王秀兰的声音都在颤抖，她将钱小心翼翼地放进儿子的手里，那粗糙的指尖触碰到陈立青的掌心，带着微微的颤抖，“立青，省着点花。”

陈立青紧紧攥着手里那带着母亲体温的钱，这微不足道的重量，却承载着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用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语气说道：“妈，您放心。等我回来。”

他拿着这笔钱，没有丝毫犹豫，转身走出了家门。

他没有去县城，而是朝着镇子的反方向走去。

他的目标，是镇上的红星砖窑厂。

红星砖窑厂是镇办企业，规模不大，但在十里八乡也算是个响当当的单位。

厂长叫赵卫国，是个四十多岁的退伍军人，脾气火爆，嗓门洪亮，为人却很正派，在厂里说一不二。

更重要的是，陈立青的脑海里，清晰地记得一件关于他的事。

前世，就在这个夏天，赵卫国的独生子，年仅七岁的赵小宝，因为贪玩，在村口的野塘里游泳时被水草缠住，差点淹死。

虽然被几个大人合力救了上来，但因为呛水和惊吓过度，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人事不省。

镇卫生院和县医院都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当是肺炎治，吊瓶打了不少，烧却一点不退，最后只能拉回家听天由命。

这件事，当时在镇上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说赵厂长家这是撞了邪。

而陈立青记得，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什么名医，而是一个恰好路过此地的、云游四方的老中医。

老头只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土方子——取鲜活的大鲫鱼一条，去鳞去内脏，用刀背反复捶打，捣成肉泥，再混上一点清热解毒的绿豆粉和起粘合作用的鸡蛋清，调成膏状，敷在孩子的肚脐（神阙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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