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最后停在一片覆着薄雪的碎石坡前。我推开车门，凛冽的风裹着雪沫子灌进衣领，抬头望时，黑松顶像一块墨色的巨石嵌在铅灰色天幕上，山尖隐在浓云里，只有几棵枯黑的松树斜斜探出，像冻僵的手。

“楚队，就是这儿。”年轻警员小吴抱着档案袋，脸色发白，“上周失踪的那对情侣，最后定位就在黑松顶。他们的车还在下面的停车场，里面有相机、帐篷，就是没人。”

我揉了揉冻得发僵的耳朵，目光扫过山坡上稀疏的脚印——都是我们来时踩的，没有任何其他痕迹。作为市刑侦队的老队员，我见过荒郊野岭的碎尸，也追过深夜山林的逃犯，却第一次被这死寂的山压得心里发沉。黑松顶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禁地”，老人说山顶有座废弃的气象站，半夜能听见女人哭，还有人说见过穿白衣服的影子在松树上飘。以前我只当是谣言，可现在，那对失踪的情侣，是三个月里第三起在黑松顶消失的案子了。

“走，先去气象站。”我拎起登山包，里面装着夜视仪、对讲机和撬棍——那座废弃的气象站门早就锈死了，上次来勘察的队员没能进去。小吴紧跟在我身后，手里的手电筒光晃得厉害，照亮了路边一棵特别粗的黑松树，树干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字，像是“别走”，又像是“等我”，雪落在笔画里，像渗出来的黑血。

往上爬了大概半小时，风突然停了。诡异的寂静里，只有我们踩雪的“咯吱”声，还有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滴答”声，像是冰在融化。小吴突然停住脚步，声音发颤：“楚队，你听……是不是有人哭？”

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风里确实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呜咽，不是风声，是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就在耳边。我举着手电筒四处照，光柱里只有摇晃的松树影子，雪地上没有脚印，没有血迹，连只飞鸟都没有。

“别慌，可能是风吹过树洞的声音。”我强作镇定地说，可心里却泛起一股寒意——这声音太真了，真得像有人贴着耳朵在哭。我们继续往上走，哭声越来越清晰，到后来，竟能听见断断续续的话语：“我的照片……还我……”

就在这时，小吴“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手电筒掉在雪地上，滚出去老远。我赶紧跑过去，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只见前面的雪地里，插着一张照片，相框是红色的，已经冻得开裂，照片上是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站在黑松顶的气象站门口，笑得很灿烂。可诡异的是，女人的脸是模糊的，像是被人用手抹过，只剩下一片白。

“这是……”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捡起照片，指尖刚碰到相框，就觉得一股刺骨的冷顺着指尖往上窜，不是雪天的冷，是那种阴阴的、钻进骨头缝里的寒意。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墨水已经晕开，只能看清“1998年”和“阿玲”两个词。

“1998年？”小吴捡回手电筒，声音还是发颤，“楚队，我查过黑松顶的资料，1998年确实有个叫林玲的女气象员，在这儿失踪了，至今没找到尸体。”

我心里咯噔一下。三个月里失踪的三个人，都是年轻情侣，而且都带着相机。难道这张照片和林玲的失踪有关？我把照片塞进防水袋里，刚要起身，就听见身后传来“吱呀”一声——是木头门转动的声音。

我们猛地回头，只见不远处的气象站大门，竟然开了一条缝，里面黑漆漆的，像一张张开的嘴。我明明记得，上次勘察的队员说，这扇门锈得死死的，用撬棍都没撬开。我和小吴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可职责所在，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混着铁锈味扑面而来，手电筒的光扫过里面，只见地上散落着破旧的仪器，墙上贴着泛黄的日历，日期停在1998年12月25日——正是林玲失踪的那天。角落里堆着几个纸箱，上面落满了灰尘，其中一个箱子敞着口，里面竟全是照片，都是同一个女人的，穿不同的衣服，站在气象站的不同角落，可每张照片上，女人的脸都是模糊的。

“楚队，你看这个！”小吴突然指向墙角，那里有个掉漆的铁皮柜，柜门虚掩着，露出半截红色的东西。我走过去，拉开柜门，只见里面放着一件白色连衣裙，布料已经发黄，上面沾着几块深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裙子旁边，放着一个相机，老式的胶卷相机，镜头盖没了，机身冰凉。

我拿起相机，试着按了一下快门，没想到相机竟然还能用，里面传出“咔哒”一声。就在这时，身后的哭声突然变大了，像是就在房间里，我猛地回头，手电筒的光扫过，只见墙上的日历开始一页页往后翻，泛黄的纸页簌簌作响，最后停在2024年10月17日——正是上周那对情侣失踪的日子。

“还我的照片……”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清晰得可怕。我感觉肩膀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冰凉冰凉的，像是一只手。我猛地转身，手电筒的光里，竟站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长发披在肩上，脸是模糊的，像照片里一样，只剩下一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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