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姆纳的秋日总是被双重迷雾笼罩——奥卡河升起的湿雾与铸铁厂排放的煤烟。但今年十一月出现的第三种雾，却是灰烬般细腻的诡物，它让路灯变成模糊的光晕，使教堂金顶蒙上死寂的灰纱。更奇特的是，这雾只弥漫在城市的特定区域，如同一张精心编织的蛛网，将某些街道裹得严实，却对相邻街区秋毫无犯。

格里高利·斯捷潘诺维奇首先发现了雾的诡异。这位退休的历史教师住在恰依金街的老公寓里，每日清晨准时带着他的德国牧羊犬阿尔法散步。那个星期二，阿尔法对着灰雾发出威胁性的低吼，拒绝踏入被雾气笼罩的诗人茹科夫斯基街。

“怎么了，老伙计？”格里高利拉紧牵引绳，“前面有什么？”

阿尔法向后退缩，毛发竖立。格里高利眯起老花的眼睛，注意到灰雾中有微弱的反光，像是无数细小的玻璃碎片悬浮空中。他弯腰捡起一片落叶，试探性地抛入雾中——落叶在接触雾气的瞬间变得灰白，然后碎成粉末。

格里高利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他牵着阿尔法绕道而行。当天下午，他来到“思想者”咖啡馆，那里每周二举办知识分子沙龙。常客们已经聚集在栗木圆桌旁，喝着亚美尼亚咖啡，争论着最新文化动态。

“自然界奇观！”地理教师瓦西里挥舞着当天的《科洛姆纳真理报》，“气象局说是逆温现象与工厂排放物的特殊结合。”

“胡扯！”生物学家玛丽娜尖声反驳，“逆温现象不会选择性地只笼罩某些街道！我的公寓在基洛夫大街一丝雾都没有，但转过街角的苏维埃大街却浓得看不见路灯！”

格里高利加入讨论，描述了他的发现。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唯有经常被嘲笑的神秘学爱好者伊万诺夫突然激动起来。

“筛分之雾！”他惊呼，“中世纪编年史中记载过！它只笼罩那些...嗯...特定思维的人群。”

桌边响起一阵礼貌的轻笑。伊万诺夫涨红了脸，试图引经据典，但被众人的调侃打断。沙龙在轻松气氛中结束，没人把灰雾当回事。

直到第二天早晨。

瓦西里教师没有出现在他通常散步的公园。邻居们发现他公寓门锁着，报纸积在门口。警察破门而入，发现瓦西里坐在厨房桌旁，双眼圆睁却毫无神采，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桌上摆着两人份的早餐，冷掉的茶和干硬的面包。

“像是灵魂被抽走了。”年轻警察事后在酒馆低声告诉同事，“最怪的是，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本翻烂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天知道他从哪弄来的这老古董。”

瓦西里被送往医院，诊断为“急性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但接下来几天，类似病例如瘟疫般蔓延。所有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生活在被灰雾笼罩的区域。

市长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副市长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坚持这是集体癔症：“我们需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分散群众对异常天气的过度关注。”

卫生部门负责人提供的数据却令人不安：所有患者的大脑扫描显示额叶活动几乎停止，但原始脑区异常活跃。

“像是退化了，”神经科医生迟疑地说，“退化成...更简单的思维结构。”

格里高利在第三天的沙龙上发现气氛变了。玛丽娜没来，据说她住的街道前一晚被灰雾吞没。剩下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争论变得奇怪地情绪化。

“市政府隐瞒了真相！”图书馆员奥尔加激动地敲着桌子，“这是美国人的生化武器！我表哥的朋友在军方，他说...”

“胡说八道！”伊万诺夫打断她，“这是宇宙能量重组！我们应该用水晶...”

“你们都不对！”退休的工会干部马特维大吼，“这是工人阶级的警告！我们需要回到更简单的时代，没有这些复杂的思想污染！”

格里高利惊讶地发现，平时理性温和的朋友们现在充满攻击性，每个人固执己见，拒绝倾听他人观点。讨论变成争吵，争吵升级为互相指责。最后马特维愤然离席，打翻咖啡杯也毫不道歉。

“思想者”咖啡馆的老板谢尔盖默默擦拭柜台，对格里高利低语：“这雾...它改变人们。昨天常来的客人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谁更伟大几乎打起来——您知道，他们以前经常平静讨论这类问题。”

格里高利感到不安。回家路上，他注意到城市气氛的变化。街上人群分成明显的小团体，彼此投以怀疑目光。标语开始出现——“简单即美德”、“思考是奢侈的罪恶”。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广场，焚烧他们称为“复杂书籍”的出版物。格里高利惊恐地看见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扔进火堆。

那晚，格里高利被隔壁的喊叫声惊醒。他透过窗户看见邻居夫妇在院子里激烈争吵——妻子试图解释什么，丈夫却只是重复喊着“你不尊重我！你看不起我！”最后丈夫举起板凳砸向妻子的温室花园，摧毁了她精心培育的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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